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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

圖片說明
  • 作者:吳密察(計畫主持)
  • 其他作者:李文良(協同主持)
  • 語文:中文
  • 出版地:臺北市
  • 出版者: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出版日期:2006
  • 頁數:70
      • 關鍵詞:義民、客家、清代臺灣史、分類械鬥、朱一貴事件
      • 國家:臺灣
      • 城市:屏東縣

        摘要:

        今天到屏東平原的客家地區走一趟,從南邊的佳冬直到北邊的美濃,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六堆」,簡單可以獲得的深刻印象是:康熙六十年(1722)朱一貴以及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等漢人叛亂事件,是這些村落歷史的重要成份。他們談論家族和村落抵抗叛亂的歷史,許多重要的地方廟宇、建築物,也都是奠基在戰爭的過程之上。住民在敘述戰爭的歷史中,往往把自己和叛亂者區隔開來,強調他們和政府軍隊共同平定動亂的經過,藉此呈現王朝認可的身份,就是一般所謂的「義民」。這些意味著戰爭特別是抵抗漢人叛亂的戰爭,可能是地方社會得以「成立」,或者說是「轉型」的重要關鍵之一。
        本文之所以強調「社會轉型」的主要理由是,即使早在康熙六十年事件發生當時,我們就已經可以明顯看出屏東平原的「義民」,是一個足以和大規模漢人叛亂勢力相抗衡的群體。就像常被引用的一段文獻宣稱的那樣:幾位領導人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整合了鄰近地區七十幾個大小村莊,組編為總人數高達一萬兩千名的武裝部隊,他們指揮群眾分防要地、確保糧倉,高度的動員能力、戰鬥謀略以及後勤補給,讓他們得以有效抵禦叛亂勢力的攻擊。這段記錄可以充說明「義民」的社會早在康熙六十年之前就已經「成立」,他們在當地擁有龐大的勢力。
        然而,為數眾多的「客」,到底是在何時且如何進入屏東平原墾殖和定居,卻一直是個謎。目前所能見到比較清楚紀錄這一群人之活動狀態的歷史文獻,是康熙五十年代首次編修的三本縣級地方志——《諸羅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這些縣志描繪當時有一群被稱為「客」的人,在下淡水地區墾殖,他們具有的共同特質是:(1)祖籍:廣東省潮州府,特別是大埔、鎮平、程鄉等縣;(2)維生方式:佃耕、傭工;(3)文化型態:聚居、好事輕生、健訟樂鬥的人。因為文獻中的「客」被賦予了相當負面的形象,且被指涉為社會動亂的隱憂。所以我們可以瞭解,這些「客」的歷史書寫是出自於非「客」之手。這些文獻顯示當時的社會有一種「客/非客」之人群分類的同時,也具體反映了康熙五十年代時「客」的勢力已經強大到不容忽視的地步,他們移居當地的時間應早於康熙五十年。然而,目前我們卻無法在更早的歷史文獻中找到任何的蹤跡。
        康熙五十年代的文獻將「客」的維生方式定位為「佃田、傭工」。這是在強調他們受到某些「主人」的雇用,從事勞動工作或土地墾殖,土地並不是登記在他們的名下。如果回到清初的開發史,這些「客」可能不是透過開墾法規獲得耕地。因此,「康熙五十年代負面的客家歷史像」也意味著,他們在當地的「合法居住權」或「正當性」,受到另一群人的「質疑」、攻擊。那麼,他們後來在當地住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本研究的主題。
        目前學界對於清代臺灣「義民」的研究,往往強調作為省籍或語言分類之閩、粵群體衝突。以朱一貴事件為例,閩、粵雙方在事件爆發之初,先是攜手合作、共同起事。攻破府城後,朱一貴和杜君英所代表的閩粵勢力,即因為利益和領導權的衝突,而導致分類仇殺,也進一步使得粵人選擇成為義民,協助政府共同平定動亂。
        上述的觀點容易將義民等同於粵民,並將朱一貴事件簡化為民間的分類械鬥事件,從而使得粵籍義民成為一個本質上的議題。不過,仔細閱讀文獻卻可以發現,政府軍隊的策反工作在分化動亂群體方面,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例如,嘉慶十二年(1807)編修的《續修臺灣縣志》針對朱一貴事件的平定過程,增補了一段「臘筒告示」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容約略如下:總督覺羅滿保一聽到臺灣爆發動亂,便立即前往廈門駐紮,就近指揮軍事行動。也雇用民間商船,載運魚貨米糧前往臺灣販賣,趁機蒐集情報。除此之外,覺羅滿保還派遣一些手下搭乘漁船,宣稱遭風脫離航道,才不慎漂流到臺灣來。這些間諜在漁船行將靠岸之際,便攜帶用竹筒以及蠟密封的告示潛入海中,並在登岸之後將告示張貼在市街和鄉村。這些告示呼籲臺灣民眾高舉大清旗幟,或在衣帽內縫製大清二字。如果他們這樣做,政府就可以保證他們在官軍入臺征剿時,不會被視為叛亂之民而遭到殺害。據說,各地紛紛響應,建立旗幟,等待政府軍隊的到來。
        正因為「義民」有著來自於官方的策動,康熙六十年當時成為「義民」的人就不限定於「粵東」或「客」。關於這一點,覺羅滿保在給康熙皇帝的報告中已經表示的很清楚。那麼,問題是:何以同樣是參與平亂、成為義民、建亭紀念,後來卻只有「粵民」較為持續義民的信仰呢?何以會出現如此不同的態度呢?本文基本上認為:上述的差異發展可能意味著,同樣是成為義民,但他們成為之前在國家定位下的身份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導致了他們成為義民之後,對於「義」這種身分的不同態度。義民信仰的差異可能是和屏東平原的「客」,缺乏定居權有所關連。因為他們在當地定居的過程缺乏墾照等正當性,而必須強化和國家正統之間的關連。他們對於「忠義亭」的建設和維護,跨越了時間的限制,一直維持下來。
        此外,本文基本上也認為: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事件,是這群在康熙五十年代被稱為「客」的人得以在當地定居的關鍵事件。缺乏定居正當性、受到「非客之人」的攻擊,影響了他們在社會動亂時的立場選擇。他們站在代表正統文化的政府這一邊,試圖透過和叛亂者劃清界限,以證明他們非但不是動亂之源,還是政府可靠的盟友。動亂之後,他們不僅從政府手中獲得一些實質的權力,也獲得了「義民」的身份。他們很快的就懂得自我宣稱為「義民」,而不是「客」。
        清代臺灣粵籍義民的長期存在,有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基於地方控制的戰略考量。部分敏銳的高級官員意識到了,地域社會的族群分化可以讓漢人叛亂侷限於一隅,不致於快速擴散全臺。這可以降低官員因轄區發生叛亂事件,遭受朝廷處分的風險。確保臺灣的漢人移民安定、不發生動亂,也一直是清廷治臺政策的首要目標;領臺之後不時出現的地方叛亂,強化了省級官員和朝廷的憂慮。地域內部的族群分化和對立,正好成為一種地方社會長期穩定的機制。官員們必須小心的是特定群體勢力的過度膨脹,而不是他們彼此之間相互制衡。政府的地方控制戰略,使得粵籍移民必須不斷透過戰爭去維持他們的「義民」身分。這是我們可以在文獻中看到的、時常重演的戰爭/義民的歷史,也是地方住民不斷敘述戰爭表現、修建紀念建築,以及屏東平原的義民信仰沒有轉變為民間信仰廟宇而是長期維持忠烈祠性格、顯現出地方特色的重要原因。

        目錄:請點選以下目次顯示內容

        目次 頁8
        摘要 頁3-7

        一、前言 頁9-11

        二、「濫濫庄」傳說與屏東客家的移住 頁12-23
        客家開庄傳說中濫濫庄 頁18-21
        動亂、義民與開庄傳說 頁22-23

        三、動亂與社會 頁24-35
        誰在強調義民的歷史 頁29-32
        義民廟的兩種類型 頁32-35

        四、「義民」的身份及其權利 頁36-56
        「義民」—個人身份及其權力 頁36-47
        「懷忠」—村落的正統象徵 48-54
        「義民廟」:地域的正統象徵 54-56

        五、地方政府的社會控制和義民 頁57-66
        1733年臺灣道張嗣昌的策略 頁62-64
        地方控制的戰略 頁64-66

        六、結語 67-68